自《春秋》之法绝笔于获麟之一句，而褒贬重轻之义，进退是非之训，卒不可得而复见邪！其大权大法，幽深隐奥，则不可得而见矣！其祖述圣人之绪馀，而立为一家之学，裁成义例，以示后世，庶几得其髣髴者，犹可见焉，迁、固之史是也。马迁始改编年之旧，而为纪传之书，以帝王继统而谓之「纪」，以公侯传国而谓之「世家」，以卿大夫列位而为之「传」，而善恶褒贬之意寓于其中，其为功亦勤矣。至班固则又继其法而成一代之史。夫二百年间，天下国家君臣事物之变，可谓广且多矣，以八十万字之文可胜载邪？向非裁之以义例，则错乱糅杂，而莫能究其体要，知其统类，乌足以称为良史哉？故纪言其略，而传载其详，而传之先后，抑有义焉。以功之大小而次之，则韩、彭之后，当继之以卫、霍也；以人之贤愚而次之，则萧、曹之后，当继之以丙、魏也。而世之远近，殊不接矣，亦非记事之体也。故传之所次，服虔谓不以功之大小、人之贤愚，惟以时之先后；而颜师古亦曰又以事类相从。夫时之先后相继，而事之义类相从，则一时之本末，众人之是非，举其端而可以推之矣。贾山之《至言》，皆借秦以为喻；路温舒之抗疏，则亦曰「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」。二人之志，皆指明秦氏之乱亡，以劘切世主，而欲其除烦救弊，岂非事类之一邪？传而同之，不为失矣。不独此而已也，欲观其变诈之迹，则见于张耳、陈馀；欲观其开陈治乱之道，则见于徐乐、严安；欲观禦边之策，则见于贾捐之、严助；欲观抚民之要，则见于龚遂、召信臣。凡为此者，皆类而从之之谓也。师古之言槩举一二以明之，信乎固之称良史也。

宣帝即位，温舒上书言，宜尚德缓刑（云云。）。「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誉谀之声日满于耳，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。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。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囚不胜痛，则饰辞以视之；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；上奏畏却，则锻鍊而周内之。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，犹以为死有馀辜。何则？成鍊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」。上善其言，迁广阳私府长。

右《路温舒传第二十一》。班固以贾山、邹阳、枚乘、路温舒四人者传相附，以其上书论事类也。然山于孝文恭俭之主，至借秦为喻，及讽其与士共射猎，虽忧深思远，有豫防人忠，而文帝亦何至是哉！阳、乘游吴与梁，不得已而说，而吴、梁何足游且说哉！温舒遇宣帝有为，议与时会，意刻覈之风，其弊为酷烈，故深指秦失。而宣帝至是亦深见采纳，世被其利，过三人远矣。固之言曰：「山自下劘上，阳、乘游危国，然卒免刑戮者，其言正也。温舒辞顺而意笃，遂为世家，宜哉」。是固于四人者未有间也。山、阳、乘皆浮于辞，类非深切事情。而温舒论失之存，独指狱吏，与言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，及狱吏成鍊之情，可以为百世戒。确乎其言，如饥之粟、病之药也；凛乎其志，有治世大臣之风矣。固以其上书论事类，乃温舒言可施于事，非三人者之类也。